出于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今年全球汽车零部件制造巨头博世集团CEO预计会访华4次。
博世中国总裁徐大全告诉第一财经，对博世来说，中国是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市场，也是博世除德国以外的最大市场，占集团整体销售的20%左右。随着国际形势和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自1909年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博世集团，正在改变策略，“以便能够更好也更长久地在中国把生意做下去”。
加码本土化
“以前是‘local for local’（在本土为本土），如今正在演变成‘local for global’（在本土为全球），即在中国开发的技术和产品也应用到国际市场，这个趋势我个人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徐大全说。
近年来，全球跨境投资波动有所加大，2021年全球数据上升到较高规模以后出现持续回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扣除跨国企业投资中转地因素后，2023年全球跨境投资下降了18%。随着各国招商引资竞争趋于激烈，中国吸引外资挑战加剧。
复旦大学经济法教授许多奇认为，近期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下降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减少，主要受到偿还境外关联企业贷款等短期因素以及外资流入高基数的影响，属于全球经济周期以及国内宏观经济周期下的正常波动现象。
同时，外资增速波动背后，既有中国本身比较优势和产业竞争力的变化，也有外资在华诉求的调整。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詹宇波对第一财经表示，中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从原来的要素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变成了后来的市场方面的比较优势，再到如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竞争力优势。理解了这一变化后再去看吸引外资的数据变化，詹宇波认为，“就不应该陷入焦虑”。对于外资而言，如今的在华发展会面临国内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强烈压力，但也正是如此，为了跟上行业发展潮流、维持自身的竞争力，他们中的大多数必须来到中国。
用徐大全的话来说，像博世这样的国际公司，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取决于对中国的策略，“对中国的信心，将决定你的未来”。
过去10年，博世集团累计在华投资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50亿元。持续加码在华投资的博世是本土化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这样的正向循环激励着他们坚定加大本土化的研发投入。
“博世在中国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国产化节奏。”徐大全说，从早期把德国开发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之后逐步建立了本地的研发能力，同时本土的管理人员都是中国人，再到现在加大投入和主机厂以及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发下一代的新产品，这样的发展过程让博世在中国的业务获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2011年博世中国销售额约420亿元人民币，2023年增长到了139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增长了2.3倍，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10.4%，“每一年我们定的目标，到了年底发现都是超额完成的”。
其中，占比约80%的汽车零部件业务，是博世集团在华业务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目前，博世在中国的客户也从原先以外资汽车品牌为主，变成了60%以上的汽车业务来自于中国本土企业。
紧跟行业趋势，博世正在开发氢燃料电池，而作为下一代电池解决方案，这一研发和制造的重任都放在中国——在无锡打造的工厂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在重庆和本土企业庆铃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
博世氢动力系统（重庆）有限公司
不止是汽车领域，新能源、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诸多领域，中国都在加快自主研发，在全球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和供应链的双重优势。也因此，对于外资而言，本土化既是全球供应链短链化趋势下提高韧性的必经之路，也是在中国直面产业创新“内卷”、提升竞争力的过程。
“我们希望成为中国供应链的一分子，成为百分之百的本土企业。”德国科技集团贺利氏大中华区总裁艾周平此前也告诉第一财经，要实现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本土化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断发现、筛选本土供应商的过程，既为本土企业带来了机会，也帮助贺利氏进一步融入了国产化的生态圈。
继去年底首次发布国产贵金属催化剂氧化铱后，贺利氏今年下半年将实现铂碳催化剂的本地化批量生产，填补外资企业在国内氢能催化剂批量生产的空白，以进一步支持中国绿氢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贺利氏南京工厂作为全球领先的贵金属回收工厂，也在为本土化的供应链提供废弃浆料、膜电极及电堆中贵金属回收的服务。
外资本土化加码也体现在合作模式的变化上。德勤亚太首席执行官戴惟德（David Hill）近期对第一财经表示，从刚进入中国市场的合资方式到后来的全资控股，再到如今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合资高潮，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模式发生了变化，从而共同开启深耕中国的创新探索。
作为外商投资中国的首选地，外资企业投资模式的变化，也体现在了上海最近的数据中：今年1～4月，上海实际使用外资的投资方式上，中外合资的增长最快，同比增长74.6%。
中外联手“走出去”
对于在华外资而言，加码本土化不仅仅为了把握中国市场，也为了与中企联手开拓全球机遇。
从博世中国目前的业务结构看，9成左右服务于中国市场，出口占比较少。徐大全提出，当前他们在中国研发制造的产品更多服务于中国客户，也把越来越多产品的开发权放在了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市场在新技术领域和需求上走在了全球前列，另一方面也帮助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很强的本土研发能力。在这种基础上，在中国研发的创新技术反哺全球、输出到其他区域市场是不难预见的。
他认为，外资在中国运营的工厂和研发，通过更好地与本地资源结合，将能帮助自身找到更多未来的发展方向。本土化不仅仅是生产制造的本土化，而是培育在中国的研发能力，这对国际企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詹宇波以中德贸易为例说，20年前中德两国的贸易结构更多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中国从德国进口复杂的高端产品，向德国出口相对初级的中间品。如今双方同处产业链的制造研发环节中，两者的竞争力慢慢接近，同时向彼此出口技术复杂程度较高的机电类产品，只是侧重点和分工不同。在这种背景下，外资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与中企共同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新的定位变成了双向奔赴。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孙立行告诉第一财经，在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外资通过加码在华研发投入，一方面通过产品差异化和创新性来获得更好的收益，提升自身在中国乃至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和水平；另一方面也与本土企业一起，孕育了中国产业链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这样的趋势，与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屡创新高相对应：从引资结构来看，今年1～4月，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36.9亿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资457.3亿元，占全国引资比重较上年同期分别提升了2.8个和2.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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